□张磊

 

   医生是一种特殊职业，工作对象是患者，生死攸关，责任重大。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医生本人和患者。患者求医，欲去其疾；医生治病，亦欲速愈其疾，心情一致，本无两样。
    但是，因为医生是一个职业，患者求之，前者主动，后者被动，所以主动便为强势，被动便为弱势。如何平衡这种关系，关键在于医生。作为医生来说，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始终要以患者为中心。《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因此，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学会做人。也就是说，医生的人品要正，心术要正。
    病不择人而病，医也不能择人而医。疾病对人是公平的，医生对患者也应公平。医生绝不能以患者的身份、地位、贫富不同而行医，对患者应一视同仁。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里所说的仁，是指仁心和仁术。医生既要有爱人之心，又要有爱人之术。清代中医学家喻昌说：“医，仁术也。”清代医学家吴瑭说：“医，仁道也。”晋代医学家杨泉说：“大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作为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还要有高尚的医德。如果医德不好，即使医术再高，也不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甚至会给患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痛苦。因此，仁心和仁术是并重的。
    总而言之，医生对患者，要以心相待，以爱相待，以慈相待，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医患关系自然和谐，治疗效果也会取得满意的效果。
    仁术不是空谈，要在治疗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来。例如，辨证时，疾病千变万化，往往寒热虚实夹杂、真假相混。因此，医生在辨证中要非常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黄帝内经·素问·疏五过论》和《征四失论》所说的“四失”和“五过”，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并引以为戒。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痛斥当时某些医生，不讲医术、医德的行为，我们也应当戒之。在治疗中，我们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夸大病情，又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诋毁其他医生，以炫耀自己。
    在用药方面，医生贵能治病，更贵在能治大病，能治大病者为上医。治病就得遣方用药，用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疗效。医生应根据疾病的性质不同、轻重不同，以及患者年龄、性别、体质的差异等而遣方用药。单从用方来说，就有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之别，这是一个原则，医生必须遵从。
    具体到每个方子，又必须组方严谨，针对性强，主攻方向明确，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皆有规范。病轻药重，为药过于病；病重药轻，为药疲于病。用药过与不及，皆谓失宜。医生在开完处方后，应仔细审察是否有失误之处。“下笔虽完宜复想，用心已到莫迟疑”——这是我一贯提倡的，不断斟酌、审视处方，仿佛调兵遣将。
    我不赞成开大方，药味既多，分量又大，贵重药物也多，既浪费药物、增加费用，又于病不利，甚至给患者造成危害，而“遗人天殃”。中药是特殊商品，药对其症，都是好药；药不对症，贵有何用？医生若从经济利益开方用药，于心何忍。这样做，中医药特色就不知不觉地被淹没了。总而言之，以仁爱之心用药，实事求是地用药，医生心安，患者也心安。
    在情感上，医生治病，不仅要开“有药处方”，还要开“无药处方”。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人皆有之。医生在看病时，要注意患者生病前的性格和生病后的情绪变化，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调动患者的积极性。
    一般来说，患者是听医生话的，适当的思想工作可以做得通。我在临床工作中，常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开出不同的“无药处方”。
    对于文化程度较高而且又比较熟悉的患者，“无药处方”也可以用文字形式开出。我曾经遇见过一位老年女性患者，有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喜爱国画，突遇丧偶之痛，整日郁郁寡欢。我在开完“有药处方”后，遂赠诗一首：“雪里梅花雪后松，冷香高洁耐寒冬。一枝画笔重挥洒，何计歪斜与淡浓。”患者非常高兴，精神为之一振，果然又拿起画笔，生活逐渐恢复常态。
    “无药处方”要开得灵活，开得适当，有针对性，不能庸俗，否则会适得其反。人皆乐生而恶死，只要方法得当，入情入理，患者是会愉快地接受，让患者感到温暖，也可能会把看病当成一种精神享受。只要心存仁爱，不怕麻烦，每位医生都能开好“无药处方”。
 （作者系国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