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俊成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活跃，人们的健康意识显著增强，日益重视疾病预防与养生。
    在物质文化层面，许多日常生活器皿的造型与纹饰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向往。例如，1923年河南省新郑市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便以展翅欲飞的鹤为装饰主题。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与祥瑞，此类器物直观反映了古人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对生命长久的追求。
    在预防观念层面，相关思想已在文献中系统呈现。《周易·下经》提出“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的观点，倡导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在此基础之上，《黄帝内经》进一步提炼出“治未病”这一预防医学思想，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从而为后世中医预防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个人养生方面，庄子首次明确提出“养生”一词，还在《庄子》中记载了古时养生之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导引养生方法。道家学派也为养生思想注入重要内涵，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顺应自然，秉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理念，认为静修可以延年益寿；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养生需要“循天之理”“虚无恬淡”，并将养生划分为“养神”与“全形”两大类别。《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吸纳融合了这些思想精髓，将养生之道概括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明确倡导“形与神俱”的养生宗旨。此外，《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提出顺应四时阴阳变化的养生方法，构建起了涵盖养生、养长、养收、养藏的完整的四时养生体系。
    这一时期，饮食养生已经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比如，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提出，很多疾病可“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之”。在饮食过程中，要调配五味、合理烹制，这与战国时期最终整理形成的《黄帝内经》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膳食搭配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气功和导引也已成为人们常见的养生方法。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养生方·十问》提出“深息以为寿”；出土的《却谷食气篇》则记载了食气方法与四时食气宜忌等内容。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文献实物《行气玉佩铭》，据考证为战国后期的玉刻铭文。其形为12面棱柱状体，中空，顶端未透，每面刻有篆书3字，加上重文9字，共45字，记录了一套通过深呼吸来养生锻炼的方法，倡导通过深呼吸来调养气机，促进健康。全文为：“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健身图谱和气功养生文献。《导引图》中有44个人物，男女老少，或伸展，或屈蹲，模仿着熊、鸟、猿等动物的姿态，生动的图像配以简练的名称，堪称当时的“全民健身操”。
    房中术也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养生保健的内容之一。《汉书·艺文志》说：“房中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殒）性命。”相关著作有《素女经》《玉房指要》《玉房秘诀》等。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中的《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篇章，则视房中养生为“天下至道”，这些文献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性医学专著。例如，《天下至道谈》指出：“孙（损）生者色也，是以圣人合男女必有则也。”古人提出“七损八益”，即8种有益和7种有害的房中意见，反映了古人对性学问（包括性卫生和性保健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春秋战国时期，熨帖术已经广泛用于人们的日常保健中，即利用瓦石本草之寒温和以热祛寒的辨证原理，把药物及瓦石之类的熨具加热，用棉麻织物包裹，或再浸以药液酒液，热熨患处，借熨具的热量和药性作用，使血脉通畅，散寒止痛，用来治疗寒性疼痛疾病等。例如，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扁鹊（秦越人）曾于虢国（治所位于今河南省卢氏县境内）为虢国太子诊治“尸厥”之症。他先命弟子子阳磨利针具、砥砺砭石，针刺太子体表的三阳五会诸穴；片刻之后，太子便苏醒过来。随后，扁鹊又命弟子子豹配制“五分之熨”的药剂，将“八减之齐”调和煎煮后，交替熨敷于太子的两胁之下。这便是古代中医熨帖术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明确文献记载。
    河南地区出土的多件文物，更是为熨帖术的应用提供了直观的实物佐证。1928年~1932年，河南省洛阳市金村战国墓遭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M7号墓出土的两件椭圆形陶熨具，虽然大小有别，但是形制相近，器表饰绳纹，不仅留有明显的煨烤痕迹与红色污迹，还与陶钵、漆盒、骨刷柄等器物同出。漆盒内盛放的白色物质，推测为药物；陶熨具上的红色斑痕，则是使用时淬蘸酒液或药液留下的遗存；骨柄刷，应为涂抹药物的专用工具。整套器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熨帖治疗组合。
    1950年，河南省辉县市固围村M5号墓出土两件长方形陶熨具，出土位置位于墓室西壁一殉葬者头下。两件器具均一端宽厚、一端窄薄，两侧向内卷曲；器具凸面布满细密小孔以形成糙面，大端还磨制出菱形花纹，凹面则饰有不规则的“之”字纹。两件陶熨具表面均有多次煨烤及液体浸染的痕迹，据此推测是使用时先经煨烤，再淬蘸酒液、药液后进行热熨治疗。上述出土文物充分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广泛运用熨帖术这一中医外治法，用于日常养生保健与临床疾病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