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绪性
我国近代著名中医经方临床家胡希恕提出通治二字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方辨证施治概要》中写有“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经实践复实践,不但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发达,还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明了一般的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这里的通治,是经方医学的理念,对于近代多数熟悉医学体系的人来说,看到不免茫然,但这是经方治病的重要理念之一。 通治是经方治病的重要理念 理解通治,必须首先要明确,中医古今就存在两大理论体系:医经、经方。经方治病,有其自成体系的方式方法,不同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体系。《移精变气论》中有“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其后智慧萌动,知巫事不足任,术始分离,其近于巫者,流而为神仙家;远于巫者,流而为医经、经方两家”的文字记载。两大医学体系在汉代已明确记载于史册,比如《汉书·艺文志》中有“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的文字记载。很明确,医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和经方(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说的是两个理论体系。但至今仍有人认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依据《黄帝内经》撰写了《伤寒杂病论》,认为中医的一切理论皆来源于《黄帝内经》。有人甚至认为医经是记载理论之书,经方是记载方药之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钱超尘在2017年中华中医药杂志第一期专篇论著中提到,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20世纪初就明确指出,《伤寒杂病论》的六经与《黄帝内经》的六经根本不同。细读《伤寒杂病论》全书更明确,经方是原创思维的理论体系,即由起源、发展、形成,自成体系。 胡希恕提出,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是说经方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自成体系,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八纲,临床治病面对的不是一个病,而是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概念的证,即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即是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治疗是用发汗法,还是吐下法,是温法,还是清法,是补法,还是攻法,这是一般常见病都会出现的相同症状反应规律和治疗方法。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渐渐总结出有什么证用什么药,所谓方证对应经验,即胡希恕所叙述的“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明了一般的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因此,通治是经方治病的原创思维方式方法,亦揭示了经方辨证施治的实质。 通治是辨证施治的实质 胡希恕曾专篇论述“论辨证施治的实质”,指出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至施行适方治疗,此即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进一步说明中医辨证施治,究竟治什么疾病,是一种怎样的治病方法,进一步论述通治是关系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问题。 这里特别强调,胡希恕明确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论述经方的病因病机,指出“疾病为什么会有六经八纲一般的规律反应?于疾病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这确是中医学的伟大发明,但为什么疾病会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八纲的一般规律反应,此为有关辨证施治的理论根据,故有探讨的必要……患病机体之所以有六经八纲一般的规律反应,主要原因不是来自疾病的外在刺激,而是来自机体抗病的内在作用。重视内因的发病作用,与只强调外因的机械唯物论有明显不同。胡希恕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讲解经方的病因病机,维护了中医的科学性,让后学便于理解。 胡希恕指出,一般常见病的发病皆是“机体与疾病交争的形式随时反映出来”,治病不能只强调外因,而要看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人体抗病机能与外邪斗争出现的临床症状。中医所谓表证者,即机体欲借发汗的机会,自体表以解除疾病而未得解除的现象;中医所谓里证者,即机体欲借排便或呕吐,自消化道以解除疾病而当未得解除的现象;中医所谓半表半里证者,即机体欲借诸脏器的协力作用,自呼吸、大小便、出汗等以解除疾病而尚未得解除的现象,此为限于机体的自然结构,而必然于病斗争的固定方式。因此,则表、里、半表半里便规定了凡病不愈的病位反应,若机体的机能亢进,就有阳性的一类证候反映于病位;若机体的机能衰弱,就有阴性的一类证候反映于病位。疾病的种类虽特殊,而机体斗争的形式无异,此所以有六经八纲的一般规律反应。胡希恕讲述的发病规律即经方的病因病机,这一病因病机确切地说明了《伤寒杂病论》的六经实质,“中医辨证施治的首要治疗法则,即在患病机体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 通治用于临床 太阳病并不是一种个别疾病,而是以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一般病证。比如感冒、流感、伤寒、麻疹等,在初发病时,经常发作这样太阳病之证,中医即依治太阳病的发汗方法治之,则不论原发是什么病,均可彻底治愈。试想,以基本不同的各种病,竟然都发作太阳病这样相同的证,这不是患病人体一般规律反应是什么?依治太阳病证的同一发汗方法,而能治愈不同的病,这是在患病人体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再就方证的说明来看,对于六经八纲治则的执行,势必遵循适应整体用药的严格要求,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论治,还具有适应整体治疗的另一精神,也就是说,中医辨证论治,虽然是在患病人体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但同时必须在适应整体的情况下施行之。通治、辨证施治的实质在此得到明确、完整论述。 对于通治,胡希恕指出,“中医以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需多方治疗”。这在临床上经常得到验证。比如胡希恕用大柴胡汤治疗顽固性哮喘,同时还可用此方治疗脑血管病、急性阑尾炎等,这是一方治多种病的体现。又如胡希恕治疗冠心病,辨证用瓜篓薤白半夏汤,或用大柴胡合桂枝茯苓丸等,有是证用是方,不是专病专方治疗,是一种病需多方治疗的体现。总之,理解通治,理解辨证施治的关键是要读懂《伤寒杂病论》,并在临床实践中慢慢体悟。 同样,通治又是读懂《伤寒杂病论》,认识经方治病方式、方法的关键思维,亦是理解经方辨证施治实质的关键理念。 (作者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