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本 孙理军 李翠娟

五行学说源于十月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为五季的划分方式，而其上升为哲学观念则是在春秋战国中期之后。五行理论的形成与盛行时期，恰好也是《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体系构建并成形的阶段。五行学说的形成，源于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对人类生命活动影响最大且直接的五季（时间）观念。
通过确立五季、五方（空间）的时空框架，人类首次将自身生存的时空环境纳入一个有规则、有意义、可认知的系统之中。古人发展出将可认识的事物按五季、五方进行分类配位的思维模式。
战国以后，人们才开始系统探讨五行之间的关系，期间经历了“五行常胜”（相克固定）和“五行毋常胜”（相克不固定）的争论。直到西汉《淮南子》《春秋繁露》等著作明确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序列。其中，以5种自然物质间的相克关系为例，进一步确立了五行相克法则。如《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言：“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这一五行制约关系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随着人们对五行认识的深化，其作为具体物质元素的意义逐渐被其方法论价值观所取代，五行演变为一种认识物质世界的理论和思维工具。在五行的基本特性（如木曰曲直、火曰炎上等）被抽象概括之后，五行便被用作分析、归纳、标记各种事物和现象属性特征的工具，以此作为探究各类事物内部相互联系的基础。此时的五行，已不再是某些自然事物的本体原型，而是转变为承载特定属性或功能的符号标志。
五行特性以《尚书·洪范》的经典概括：“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为依据进行阐发。《黄帝内经》运用这些五行特性，解释并阐明了五脏的特定生理功能与生理特征。然而，这些经由五行特性阐释的生理功能，以及用五行特性标记的五脏生理特征，是无法通过单纯的解剖直视或生命现象观察直接认知的。
古人通过对木、火、土、金、水5种物质特性或作用的实践观察与切身体验，经由类比思维，抽象表达五行的特性。《黄帝内经》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更将其广泛应用于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赋予其丰富的医学内涵。书中运用已知的五行特性进行类比，探求五脏的生理功能与特征，进而解决相关的病理问题。这一过程将哲学范畴的五行理论与具有深厚实践基础的医学知识紧密结合。其结果使得《黄帝内经》中的五行理论超越了单纯的哲学属性，摆脱了机械唯物论的局限，蕴含了深刻的医学内容，并展现出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
《黄帝内经》之所以运用五行学说，源于深刻的历史与学科背景。一方面，五行理论的形成与盛行时期，恰逢《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建构与形成阶段。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奠基性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必须广泛吸纳并运用当时盛行的五行理论及其思维方法。
构建整体联系模型：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的整体统一性，以及人体内部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借助五行学说的框架，系统性地解决临床诊断、病理分析、治疗用药、刺灸取穴，乃至心理调适与治疗等各个层面的复杂问题，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医学实践中的具体挑战。这正是《黄帝内经》应用五行学说构建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缘由。具体而言，《黄帝内经》以《尚书·洪范》所概括的五行特性（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等）为根本依据，运用“取象类比”和“推演络绎”的思维方法，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医学模型框架。该框架以人为中心，将人体生命现象置于一个广泛联系天地万物的五行系统之中进行阐释。
五行理论不仅通过五行特性及其归类方法来探求各类事物的属性与特征，同时也运用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来探索和揭示各子系统内部以及各事物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五行之间存在有序的相互资生（相生）和相互制约（相克）关系，这两种关系共同维系着五行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及稳定和谐状态，是事物生化不息的内在基础和前提。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一旦失常，就会表现为相乘、相侮或母子相及等失序状态。《黄帝内经》在建构其生命科学理论体系时，全面应用了五行生克理论，用以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内部各脏腑的生理病理联系，并用以指导临床医生对疾病的分析、诊断、防治。
应当指出，五脏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其内在机理奥秘深邃，很难单凭五行生克制化理论全面认识。
《黄帝内经》将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引入医学领域时，已然认识到这一哲学理论存在固有的缺陷与适用局限。在应对具体的医学实际问题时，其突破了五行之间固有的单向相生、单向相克关系，揭示并阐明了任何两个脏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资助、促进的相生关系，也同时存在着互相制约、对抗的相克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相生与相克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多向交织的。在更普遍的情形下，体现为一脏对多脏、多脏与多脏之间形成的多层次、多方向的相生与相克作用网络。
例如，“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的论述，明确指出肾藏精的功能依赖于多脏的协同资助，远非“肺金生肾水”那种机械的单向关系所能涵盖。再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了在水液代谢过程中，脾、肺、肾、膀胱乃至五脏六腑的协同参与，其复杂机制绝非简单的“脾土制约肾水，防止水液泛溢”所能概括。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在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阐释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时，实质上是将五行理论作为认识事物关系、构建医学理论的一种思维工具或模型，而非受限于五行哲学范畴预设的生克制化框架。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灵活运用，为我所用。
五行学说形成之时，恰是中医生理病理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彼时，随着长期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与对生命活动深刻体悟的日益深化，人们迫切需要理论工具来阐释生命现象的发生机理、揭示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在此背景下，日益成熟的五行学说以及精气、阴阳等哲学理论，能够被深度应用于医学理论的构建，实属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这些理论被广泛用以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以及人体各脏腑系统间的相互联系；并全面应用于指导临床诊断，分析病理机制与药理作用，乃至治疗用药、针刺腧穴配伍等具体实践层面。这使得哲学理论与系统思维方法得以与医学知识深度融合。
在此过程中，《黄帝内经》不仅应用了五行理论，更对其进行了丰富与发展。它既运用了五行的概念、特性、归类方法及生克制化关系，又不为其所囿，从而得以有效解释医学领域的复杂问题，并使五行学说与医学内容浑然一体。
因此，五行学说与精气、阴阳学说一样，在《黄帝内经》体系中兼具双重属性：它们既是认识和研究医学问题的核心思维方法，也是学习和应用医学知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者供职于陕西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