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玄

   有人说，选择医学就是选择了奉献。我觉得，这些交错的生命轨迹，让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刻度。
    初到这里的那天，当指尖触到属于自己的胸牌时，我的心跳快了半拍。胸牌上我的名字旁边，清晰地印着“内科住院医师”6个字，笔锋挺括，像一声轻柔而郑重的宣告。那时的我，在带教老师眼里是学生，可是在患者眼中已经是真正的医生。
    我第一次跟着老师查房，他向患者介绍我：“这位是王大夫，有事可以找她，与找我一样。”话音未落，我便被推到了目光的中央。我的脸上虽然努力维持着镇定，但是指尖悄悄攥紧了白大褂的衣角，心里早已翻涌如潮。“大夫”二字砸在我的心上，竟瞬间烙印出一个名为“责任”的印记，清晰得再也褪不去。
    在跟师侍诊的日子里，我总不自觉地盯着老师忙碌的身影：看老师如何用三言两语抚平患者紧皱的眉头，如何在尖锐的诘问里保持温和而坚定的语气，如何把课本里的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话语，使信任像藤蔓般悄悄攀附生长。这些细碎的瞬间，都在推着那个还带着“学生气”的自己，一步步往“医生”的称谓里扎根。
    清晨，阳光穿过诊室的窗户，在白大褂上织出金线，秒针“咔嗒、咔嗒”地爬过数字12，像在给这3年的时光盖戳；钟摆摇晃的影子投在墙上，像胸口挂着的蓝黑色水笔，像环过后颈的听诊器。我在各个科室轮转的日子，总被这些与生命相关的物件切割成细碎的片段。
    白大褂的口袋，像被细心打理的百宝囊，鼓鼓囊囊地坠着边角，里面藏着数不清的细碎。在左手边的口袋里，一小管润手霜总被体温焐得温热；旁边压着几张便笺，边角已经被磨卷，上面是蓝黑色笔掺着红色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3床大爷凌晨血糖波动的数值，5床阿姨对青霉素过敏的细节，还有新收治患者说的那句“夜里总喘不上气”等。我生怕转身就忘了，便都记下来，折成小方块塞进口袋里。
    白大褂右手边的口袋更沉一些，因为查房时要翻检眼睑等，所以我经常放半包棉签，里面还有纸胶带、瞳孔笔等。瞳孔笔的金属外壳偶尔会硌到掌心。
    这些东西挤在口袋里，走路时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患者的叮嘱、病情的细节、未完成的嘱托，都化作这些具体的物件，沉甸甸地坠在衣襟上，提醒着我每个脚步都该走得更加稳妥一些。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8个字，如烙印般刻在白大褂的褶皱里，也沉甸甸地压在初握听诊器的掌心。对着镜子中那身略显宽大的白大褂，我的嘴角总忍不住微微上扬，有一种终于能亲手托住生命重量的欣喜，像初春枝头攒动的新绿，藏着破土而出的雀跃。然而，指尖触击患者脉搏的刹那，我的心头又会猛地一紧，那是怕辜负患者信任的惶恐，如临深渊时的屏息，生怕一步踏错便惊扰了脆弱的生机。
    就这样，带着既憧憬又忐忑的心情，我在消毒水的气息里挪开脚步。我有时会在深夜的病房走廊里迷路，有时会对着复杂的病例手足无措，有时又会因一声“谢谢医生”红了眼眶。我像学步的孩子，在无数次试错与修正里，把每一步都踩进这条漫长而庄严的路。
    我深深明白，关于选择的命题，从不会因某一刻的落笔而尘封。它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小河，在每个岔路口都溅起新的浪花，在每次驻足时都酝酿新的流向，永远在时光的纸页上续写着未曾料想的答案。
    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医学这条路不好走，或许会踏过布满荆棘的险滩，鞋子沾满泥泞，呼吸裹挟风霜。我解开所有名为“犹豫”的绳结，卸下那些叫作“顾虑”的行囊，向着心之所向的远方，一往无前地走去。
    我深吸一口气，最后一次敲开导师办公室的门，思想汇报单上落下最后一个导师签字。我向老师深鞠一躬，转身轻轻带上门，将身上仅剩的一点儿“学生气”关在门后。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