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楼见证郑州现代医疗的一段历史
本报记者 刘 旸  文/图

    核心提示：孤独的老楼历经多年历史变迁，另类建筑风格郑州罕见。如今，这里成了刚刚进城务工人员的落脚点，住一晚10元。

    在都市繁华的转角，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线路旁边，安静地矗立着一栋独立的巴洛克式建筑。它破败、被垃圾围绕，却因与大都市林立的“水泥森林”格格不入，显得格外孤寂。若不是角落里立着的一块铭碑，人们绝对想不到，这里曾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医疗变迁。
    这里，有30多名外籍主教、神父、修女在华活动的足迹；这里，诞生了郑州早期的孤儿院、养老院、西式学校以及西医医院等社会公益机构，奠定了现代郑州医疗事业的基石；这里，一度免费救死扶伤，是硝烟弥漫年代里郑州民众的避难所。这里，就是20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在郑州建设的天主教会建筑群。这些历经沧桑的老建筑，现在仅留下一幢残破的修女楼。
    在郑州城市中心，解放路立交桥贯通南北、横跨京广铁路线。也正是由于这条主干道的修建，修女楼旁边的老建筑基本消失殆尽，仅剩的修女楼虽有青砖红瓦、拱券立窗，但矗立在道路尽头，被立交桥遮挡，不便寻找。
老楼已成廉价旅社
    目前，修女楼是一家廉价旅社。旅社入口隐匿在修女楼南侧接建的低矮建筑里，门槛很窄，红色的广告幌子昭示着：这里住宿一晚最便宜仅需10元，对象多是经常在解放路立交桥下找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
    从早前一些媒体的采访资料来看，在2007年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搬走后，基本构造类似筒子楼的修女楼内部就被加建了很多隔断，改造成了“一个床铺一个床铺的小单间”，对外出租。一楼的小单间大多只能容下一个床铺和一个床头柜，十分狭小。再加上洗衣房、卫生间等公用设施，楼内布局与“胶囊公寓”十分相似。二楼没有隔板隔断，走廊两侧基本保持着之前大通间的格局，房内全是上下铺的木质床位，总数近100个。
    从外观的建筑结构来看，坐北朝南的修女楼为正方形，竖向长条形采光窗外饰拱式窗套，包括拱式门套，屋顶采用红色机制平板瓦坡面，上开老虎窗。从外观来看，修女楼是仿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同时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制式。
    从郑州天主教堂民主管理委员会2011年留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修女楼的内部大量使用木质家具，并且保存较好；外部朱漆对开的木门看上去十分厚重，开闭依然十分到位；木地板用料实在，一根根条木虽然有的已磨出了木质本色，但仍平整、牢固，不裂、不朽、不翘，除因漏雨造成一些吊顶条木发霉掉落外，多数仍平整、结实；雕着纹饰的木扶手和窗棂，更显古朴和精致。
    此外，修女楼内部砖砌的墙体较厚，厚度近50厘米，无论是承载重量还是咬合程度，都明显出色。修女楼的外窗户呈拱形，构造复杂，且砖砌的造型十分优美，刻工一丝不苟。这座呈矩形、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的建筑，主体使用墙体承重，楼板的水平载荷使用木梁承托，屋面的檩条直接搁置于砖柱上。这种结构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十分鲜见，称得上是中西方建筑思想融合的结晶了。
孤独老楼历经多载医疗变迁
    修女楼的“另类”确实引人注目，可追溯其来历，恐怕许多“老郑州”也讲不清楚。从天主教郑州教区前代理主教张魁进神父的口述中，人们才能还原一二。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天主教意大利传教士贾师谊偕尚德范、卜樊德、彭柏严等意大利神父及德姆姆、李姆姆等意大利修女辗转来到郑州传教，并于1906年在郑州原慕霖路4号购买土地，建成第一座教堂。1911年，升任主教的贾师谊着手筹建医院。1912年2月，天主教会在教堂两边临街两间平房门口，挂起了“天主堂医院”的牌子，时称“郑州市中心教区慕霖路天主堂医院”，最初只配备一名修女医生和华人护士张殿臣，两人采用西医方式应诊。同年，供修女居住、办公、礼拜的公寓楼——修女楼一并落成。
    一份现存的《郑州慕霖路公教医院建筑示意图》也显示，至20世纪40年代，修女楼东边是孤儿院、养老院、葡萄园，西边是养牛场、磨坊、伙房，南侧还有洗衣房、修女饭堂、修女教室、茶炉、门诊及教会用房，教会区域颇具规模。医院发展壮大后，慕霖路中心教区下设的岗杜、敦睦路及周边地区各分教区也相继设立医院分院。随着这些医疗机构的兴起，不少郑州人受益；源于西方的近现代新机构、新思想也随之融入“老郑州”。
    1924年3月1日，医院更名为“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房屋发展至20间，开设眼科、外科、内科，以眼科为主。1930年，身为天主教徒的留法医师、郑州永康医院院长石永山病故，他的夫人将该院所有医疗设备无偿移交给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使用。
    从1932年开始，医院陆续聘用擅长内科的意大利医师谭一里，擅长外科、担负国际红十字会灾民救济工作的奥地利医师杜汉，牙科出身的意大利籍医生、修道士司徒康以及在河北顺德府跟随波兰籍眼科医师玄神父学习出师的常世馨等人坐诊，医院医疗水平再次提升。就在医院快速发展之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郑州这座内陆城市也未能幸免于战火，但因为天主教会房顶上立有意大利国旗，日军一度不敢轰炸。于是，大批家园被毁的民众纷纷来到天主教堂内避难，教会人员来者不拒，还给难民安排吃、住。
    1938年夏天，日军开始轰炸教会区域。包括教堂在内的一些天主教会建筑被炸塌，但修女楼安然无恙。1941年10月，郑州城区再次被日军轰炸。郑州、许昌等地的天主教堂的主教、神父、修女又纷纷举办难民收容所，并以“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分配救灾物资给难民，为难民免费诊治疾病、发放食物。众多在战火中受伤的民众包括无家可归者又纷纷拥进教堂暂住，公教医院门诊的伤病人员数量更是猛增。病床不足，医院内增设地铺收治。包括德玉洁修女在内的不少医务、工勤人员，夜以继日地为伤病员服务，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独特视角记录城市医疗变迁
    1947年夏天，郑州城区霍乱大流行，很多民众再次拥进医院，使得医院门诊量剧增，每天达三四百人次。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经第四野战军卫生部朱光同志来院联系，医院还收治了国民党军队伤病员700余人。为了维持运转，医院随后实行了收费制度，由德玉洁修女负责财务工作，但对门诊收费标准，医院也确定了“贫者减，赤贫者全免”的优待政策。
    20世纪30年代，医院面积发展至37亩3分（1亩=666.67平方米，1分=66.67平方米），房舍201间，职工70多人，病床100多张，并购置了不少检验、手术器材，实力大增。1940年前后，医院外科先后开展了阑尾炎、疝气、截肢、胃穿孔、胆囊炎、肠梗阻等手术，基本达到了国内外科的一般水平。
    历史记载，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时，全市仅有公办的省立郑州医院、郑县天主教会办的公教医院、华美医院以及民办的思明眼科医院，且仅有病床128张，中、西医医务人员288人。从医务人员数量和病床数量上看，当时的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在郑州医疗机构中已出类拔萃，实力名列前茅。
    1953年5月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派出代表，接管了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并将其更名为郑州市公教医院，设置了不少群工组织。1963年，医院已经发展成为以外科为主，设置有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科、针灸科、正骨科、皮肤科、眼科、五官科等科的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增加至258名。1965年，为了体现医院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医院更名为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文革”时期，因备战需要，医院搬迁到了荥阳县（今为荥阳市）农场所在地洞林寺，直到1973年2月才回迁至郑州。而此时，医院解放路旧址因墙体厚实、易于隔离辐射，1970年被迁至解放路的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用作放射科建筑。
    此外，经过多部门磋商，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决定利用黄河中路路北原省建筑职工医院院址重新建设新院，其时为1973年。1975年，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与成立于1960年的郑州市工业医院合并，组建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郑州市的现代医疗事业格局基本形成。
    至此，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的历史，便融入新的历史当中，而始终矗立在原地的修女楼，也成了这个城市医疗史的一个“见证”。2007年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搬迁，修女楼最后的医疗用途也随之终结，变成了文章开头的样子。
    正如中华基督教内地会1904年创办开封“福音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前身）、美国南部基督教浸礼会1905年创办西医诊所（后发展为华美医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一样，郑州天主堂公教医院也是郑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开端。

修女楼如今成为廉价旅馆

立在角落里的铭碑

斑驳的墙面上，挂着修女楼现在的路牌号

这座巴洛克式建筑安静地矗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