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
每年行车10万公里 10年挽救5800人
本报记者 常 娟

   “一手托生，一手托死，我们就像生命的‘摆渡人’。”河南省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办公室主任燎原这样形容自己的职业。
    器官捐献与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手段，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从事兼职器官协调员工作十几年，燎原遍尝工作的酸甜苦辣，看过太多的生死悲欢，即使有外科医生镇定的职业操守“加持”，面临一些场景，燎原也无法避免地陷入悲伤，难以自拔。
一次协调，他抑郁一年多
    正如第一次见到果果（化名）的爸爸。燎原回忆，3年前，他接到郑州某医院通知：11岁的小女孩儿果果，因脑血管畸形，经治疗效果不太理想，在重症监护室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昏迷，即果果的脑干反射全部消失，无自主呼吸，脑电图平直，经颅脑多普勒超声诊断呈脑死亡图形，且观察12小时无变化。这符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标准。
    燎原连夜赶到果果所在医院。预料之中，第一次交谈，燎原遭遇“闭门羹”。后来，燎原每天下班都赶到医院看望果果的爸爸，有时和他聊聊家常，有时尽全力帮他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5天后，得知果果确实维持不住了，果果的爸爸打通了燎原的电话，同意捐献器官。
    在和家属走器官捐献流程时，果果的爸爸失声痛哭，燎原也泣不成声。燎原买了一套天使裙、公主鞋，和果果的爸爸一起帮孩子穿上。
    “这是果果的愿望，也是她第一次穿上这样的衣服。”再次回忆当时情景，燎原依然湿了眼眶。后来，果果捐献的器官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而燎原却抑郁了一年多。
    “这在器官协调员的工作中是常态。每年我们都要集中进行至少两次心理疏导，否则很多人都受不了。”燎原的同事田向永说。
    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自学一些心理学相关知识，因为有时需要对逝者家属进行疏导。
随时出发，每年行程至少10万公里
    河南省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率在百万分之二左右。每年，燎原和同事大约能促成100例左右的器官捐献。
    “器官捐赠者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是我们陪伴的，这背后都有一个逝去和重生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诉说。”燎原打开手机相册，里面有自己和每个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合影。
    和燎原一样，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OPO负责人陈超群也兼职做器官协调员10多年了。星夜兼程，奔赴各医院ICU，是他和同事的常态。
    截至目前，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19名人体器官协调员，全部脱离临床，医院为每个服务区域配备一辆专车，每辆车的年行驶里程在10万公里以上。
    郑州人民医院器官协调员潘振宏在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基层医院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不能更好维护捐献者的情况。这时，他们就需要把患者转到郑州人民医院。
    “每天不是在开车赶往协调的路上，就是在接符合捐献者回医院的路上。”他们练就了过硬的驾驶技术，也成了“冒险王”。
    燎原说，自己赶往器官捐献者所在医院的过程中，曾遭遇至少2次高速爆胎事件，在生活中也碰到过非法器官买卖人员的恐吓、威胁；陈超群曾有同事在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遭遇重大车祸，不幸离世。
    可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燎原说：“我们是在做好事儿。用逝者的生命挽救活着的生命。”
挽救5800余人的生命
    一名10岁的女孩儿患动静脉瘤导致脑出血，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无好转希望。她的奶奶主动向当地医生提出捐献器官，刚开始孩子的父母有些犹豫，后来很快同意了。
    而这样的事儿，在前几年，陈超群和同事从来不敢奢望。
    “河南2011年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刚开始别说患者不接受器官捐献，很多地市医院的医生也不理解。很多人认为，捐献器官就是在卖器官。”因此，陈超群和同事们没少听到患者家属的辱骂，严重时还会被包围殴打。
    兼职做器官协调员之前，陈超群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中心的护士（省内6家医院的器官协调员多数都曾经在临床工作过）。碰壁多了，陈超群偶尔也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临床工作不做，却要来承受这些。可每当看到器官衰竭患者的渴望眼神及排队等待器官捐献的人群，陈超群又“心动”了，这工作还得坚持下去。
    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在遵守“自愿无偿”的原则下，10年间全省共有3545余名志愿者申请捐献遗体，131876余名志愿者申请捐献器官，已成功捐献遗体587例，人体器官捐献2012例，共捐献大器官5800多个，挽救了5800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