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成为乡村医生
□梁文权

   1998年，我从原河南医科大学（现为郑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子承母业，成为村卫生所里的一位医生。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基层医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听从了母亲的话。
    怎能忘，母亲（是一位“赤脚医生”）风里来雨里去，频繁出诊，曾经为十里八村的群众诊治疾病，为数百名产妇接生。母亲治病效果好、服务态度好，很多村民对她赞不绝口。那时的母亲，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神圣，所以我很崇拜我的母亲。
    当年我还小。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差、环境简陋，卫生所里只有十几种中草药和不多的西药，以及进行简单包扎的敷料和胶布。深夜，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患者治疗疾病。母亲作为卫生员，肩负着全村的卫生防疫工作，从没有一句怨言。她每天给患者发药，看着他们服下药后，才放心离开。当时，卫生管理部门为了控制传染病，号召基层医生开展消除苍蝇、蚊子、老鼠、蟑螂、臭虫的活动。比如对井里的水、坑里的水消毒，虽然方法原始，但是很管用。如今，我们能够远离疟疾等传染病，应该和老一辈基层医生的辛勤付出有很大关系。当然，我母亲在工作中也付出了“代价”：她患了双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做过右膝关节置换术。但是，她不在乎，工作起来仍然很投入。
    时间过得飞快，当我从河南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村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当时，村卫生所共有3位医生。我跟着母亲为群众检查身体、诊治疾病，还协助她为产妇接生。我由于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且眼明手快，成了母亲的好帮手。
    行医之路的艰难困苦，你不亲身经历，就不知道其中的滋味。每一次化险为夷，每一次惊魂未定，都令我记忆犹新：暴风雨中的我，浑身湿透，又狠狠地摔了一跤；深夜出诊，被狗追着跑。多少年来，我依然用“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为村民诊治疾病。可是，一遇到患疑难疾病的患者，就无计可施，只好立即求助上级医院的专家。
    时代在变迁。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政策的逐步落实，村卫生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建立标准化村卫生室后，卫生管理部门开始拨付一定的款项，还配发了电脑、打印机、办公桌、档案柜等。这标志着国家对承担着三级卫生网网底的村卫生所标准化建设，有了进一步的支持力度。
    2013年，卫生管理部门为我村卫生所划拨了5万元建设经费。随后，我向上级部门申报以及经过多方筹措，建起了一座1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村卫生室。卫生室内设有诊疗室、档案室、检查室等，并配有一些办公用品。同时，我努力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与诊疗技术，在诊治疾病方面有新的方法与体验。
    今后，我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卫生条件，努力为村民提供更加便捷、及时的诊疗服务，决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作者供职于长垣县苗寨镇梁寨村卫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