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老龄问题上的三个认识误区

   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至今已历时20多年。然而，在老龄化问题认知方面，仍然存在诸多误区或理解偏差。因此，积极看待老龄化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积极看待老年生活，需要纠正在老龄问题上的一些认识误区。
    把老龄问题简单地理解为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误区。长期以来，对老龄化及老年人存在认识误区和理解偏差，消极片面地认为老龄化只能会成为社会负担，忽视不少健康、社会参与度高的老年人正通过各种形式为家庭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欠缺系统认知，对老龄化社会的全民性和整体性缺乏正确认识。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老年人是人们生命中的重要阶段，还要全面看待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老年期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在老龄化社会中，可以通过提升人口素质、“老带新”、增加研发投入等路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青壮年人口占比将逐步减少，老年人口占比将逐步增加，这是制定经济社会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老年群体在消费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益增长的老年消费激发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蓝海，老龄经济必将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老龄产业的产业链长，服务业占据主导的特征也使其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老龄化社会对智能化、数字化需求也将不断推动科技进步，提升经济品质。同时，在金融市场上，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会推动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以应对依靠利差为主的传统盈利模式面临的挑战，可以整体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带来劳动力短缺的误区。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大量的劳动力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近年来，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影响，有人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出现劳动力短缺。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系统地、全面地充分认识风险、防范风险、化解风险，于风险中发现和把握发展机遇，推动人口均衡发展，从整体上维持良好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人口子系统同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同度。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人口红利”也不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变量。具体而言，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在传统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要抓住“十四五”时期重要窗口期，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结构红利转变，让新人口红利在新一轮改革创新政策红利作用下充分涌流。
    延迟退休是为了解决养老金支付压力的误区。近年来，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观点相当流行。诚然，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出生率的下降，人口结构出现倒三角情况，市场人力成本自然也就随之提高，养老金缺口风险的确存在。延迟退休政策实施以后，可以对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费用的人数进行调节，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但是，如果仅从这一个角度看待延迟退休未免本末倒置。
    实际上，延迟退休更多的是基于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养老负担代际公平和老年人参与社会事务的需要。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男职工为6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足40岁，目前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8.2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持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及时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等一系列难题，不仅需要协调好劳动力远期供给、中期供给和近期供给的关系，还要做好劳动力与产业联动动态监测。为此，不断调节、优化不同年龄劳动力资源配置，在老年人力资本开发方面，仍然拥有巨大空间。此外，延迟退休是实现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有利于老年人自由、自愿、平等地参与劳动和其他社会事务。
    综上所述，厘清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误区，以及对这些误区的再认识，倡导全体老年人平等享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利，按照“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的要求，及时收集、整理、共享和开发老龄数据，构建客观、准确、动态反映老年人生活状况特别是老年人需求的老龄大数据平台，使相关大数据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促进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