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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医学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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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争极为频繁的动荡阶段。随着周王室权威的逐渐衰落，各诸侯国为争夺领土与霸权，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激烈兼并战争。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战争有数百次，而进入战国后，战争的规模与烈度更是空前升级。中原地区因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成为诸侯国争相角逐的核心区域。因为这里河道纵横、地势平坦，既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人口聚集，也便于大军行进与物资调配，控制了中原就意味着掌握了天下的经济命脉与战略主动权。因此，从郑庄公“小霸”到战国七雄并立，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事大多围绕中原展开，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观念，正是这一时期残酷争夺的历史写照。
单以郑国的历史为例，春秋初期，郑国从其原封地郑（今陕西省华阴市）向东迁徙，寄居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的东虢（今河南省荥阳市）与郐国（今河南省新密市）之地，随后攻灭两国，占据其土地，并定都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此后，郑国联合齐国、鲁国，先后击败宋国与卫国。至庄公三十七年（公元前707年），因郑庄公不朝见周天子，周桓王亲率陈、蔡、虢、卫4个诸侯国军队讨伐郑国。
此外，齐桓公曾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国联军南下伐楚，陈兵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晋楚争霸屡动干戈；秦晋之间亦曾激战于崤山（今河南省西部）——这些史实均可证明中原地区战事之频繁。进入战国时期，河南更成为魏、楚、秦、韩、齐、赵、燕等列强争霸的主要战场，诸雄兵刃相接，逐鹿中原，战火绵延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不仅推动了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军事战略的革新，还促进了军事医学的进步。这一时期的诸侯国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关心士兵的健康。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之将军司马穰苴，对士兵“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当时军中最早的军医，主要由巫医和方士、方技构成。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六韬·龙韬》记载，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科学家墨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一说山东省滕州市）在著作《墨子·迎敌祠》中也记载：“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牧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第）之。”这表明墨子主张在军事战争中，应选拔有巫术、医术、占卜等专业技能的人才，备足药物，提供专门场所并妥善安置；同时，对于贤能的官员和掌握特殊技艺的工匠，也应按其能力等级予以任用和安置。由此可见，墨子的军事思想中已包含对专业医疗人员的重视与制度性安排，反映出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具备专门医术的军医雏形，并形成了相应的选拔、保障与管理机制。
在对军中伤病员的管理方面，此时已经出现了战时医院的雏形。如《墨子·号令》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间视病。有瘳，造事上，诈为残伤以辟（避）事者，族之。”也就是说，当与敌人作战时，军队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员医院疗养。伤员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官吏巡视。伤员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新归队。伤员若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者，罪及家属。
为杜绝医务人员玩忽职守、延误救治时机，以致影响伤员康复甚至危及其生命的情形，当时军中也制定了针对失职医务人员的惩处条例。《六韬·复军诫法》明确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也就是说，军人受伤，必须立即给予医药，并派人悉心照看；若医者不及时诊治，则施以鞭刑。
在战伤救护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已包括有初步的止血、包扎、固定、洗涤、追蚀和药熨等基本措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记载有用“燔发涂抹止血、醇酒麻醉止痛、缯藏裹以包扎”等方法对伤肢进行初步固定处置的基本救护。其中，“燔发涂抹止血”实为炭化人发（血余炭）外敷。这是利用炭化物质的吸附与收敛作用实现物理止血，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感染。“醇酒麻醉止痛”不仅用于减轻痛苦，酒精的消毒作用还在实践中被认识。
同时，对于感染创口的处理，《五十二病方》也主张用药水冲洗。“缯藏裹以包扎”，即包扎材料多用丝织品（缯）或麻布，强调清洁与保护，避免创口二次污染。对于骨折及肢体重伤，当时已注意使用竹板、木片等进行外固定，并强调在搬运过程中保持伤肢稳定。
同时，对这一时期惯用的一些战场战术即“火攻战”“水攻战”等所致的伤害，如烟火熏伤、冷冻伤（冬季作战）等，也均有实用的救护手段。在《墨子·备穴》中就记载有用醋类物质治疗被烟火熏伤士兵眼睛的方法。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则讲：“人之言，醖（醋）去烟、鸥羽去咪（眯）、慈（磁）石去铁、颈金取火。”这表明战国时期惯用的以醋治烟伤眼的战伤救护方法，时至汉代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常识。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战伤救护不仅技术手段多样、贴近实战需求，还开始呈现理论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实践为秦汉以后军医制度的建立与战场救护体系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医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孕育出注重实效、兼收并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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