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李金钢

   中国有草药，名之中草药，也称中药。西方也有草药，称为西草药。如今，我们使用的草药，既有产自中国的草药，也有生长于西方的草药。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最早发现了植物、矿物和动物的药用性质，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据《山海经》记载，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已有近百种药物使用的记录。公元1年，中国首部药物书《神农本草经》问世，这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9年编成《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绘有1160幅插图，分为16部、60类。此种分类方法，按自然演化之系统进行，受到达尔文的肯定并沿用。对植物的科学分类，李时珍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医学博士林奈早200年之久。
    西草药的由来也很久远。公元前3世纪，西方的植物学之父——西奥夫拉斯塔斯对诸多药用植物均有研究并撰写著作。公元45年，古希腊的佩达纽斯·迪奥斯科里季斯编著的《药物学》，记载600多种草药，被誉为西方古代药物学的先驱。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曾用西草药治病，并在文学作品中对药用植物作了描述：“我把干草药当成了唯一的食粮。多亏那位伟大的药方辑录者狄奥斯科里德（希腊医生，著有《论药用植物》）及其评论家们，医学界才竞相从这些植物中提取原药。林奈把植物学从药物学体系中分支出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和医疗模式日益发展和成熟，达到博大精深之境界，呈现出强大鲜活的生命力，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之所以如此，一是中医药学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良好的成长特质；二是中医药学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造福苍生的旨归。
    中医药学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良好的成长特质。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物种；公元919年，李珣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介绍和研究外来药物的专著《海药本草》；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带回来许多西草药。对于西草药的涌入，中国人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包容、消化和利用，从而开阔了医者的视野，丰富了草药的品种，实现了草药应用上的“中西合璧”，满足了百姓治疗疾病之需。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中医药学的内生动力也得到了增强。张骞与郑和等人从国外带回来的物种，有的是直接以药物引进的，有的最初是作为食物带入的。后来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发现了其药用价值并创造性地引入临床，从而拓展了原有的功能，使之成长、演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草药。
    中医药学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造福苍生的旨归。历史上，我国与外国之间药材互通有无，医理医技交流融合。踏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徐福、张骞、鉴真、义净、郑和等一批有识之士都充当了“白衣天使”的角色，并赢得殊荣。他们或在国外赠送中医药书籍、传药施医，或推动中草药以及中医诊治被外国人所接受和应用。清朝时，国医将人痘接种技术介绍到日本，后来又传播到朝鲜、土耳其等国，接纳俄罗斯人来华学习人痘接种技术……日本人尊称徐福为“司药神”，奉鉴真和尚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2015年10月，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面的成就令人无法估量。
    近代以来，西药发展迅速，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化学合成药物投资高且毒副作用大，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加之中医药具有可靠的疗效，如今，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医药学家把注意力转向自然界，转向天然的动植物药类，“回归大自然”“绿色医疗”“发展中医药”又一次成为人们的强烈愿望。1991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通过了以“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为主题的《北京宣言》，并将每年的10月22日确定为世界传统医药日。现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引入中医治疗成为热门，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疗法，我国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一些中医特色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古往今来，中医药学为全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世界需要中医，中医当自强。包容带来生机，开放彰显活力。中医药学的创新发展被世人所关注，正逢其时，任重道远。这需要进一步发掘提高、推陈出新，需要精细地追求一味草药与另一味草药的最佳配伍，需要更加紧密地实现古老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最佳融合，需要锲而不舍地攻坚克难、再攀高峰，需要中医药文化的温润滋养。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