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生

四诊合参有新意
    一是望诊尤重舌苔。王学权认为，望诊不仅要望面色，还要望五官和须发，而望舌苔尤为重要。他根据临床经验指出：“淡舌白苔亦有热证，黄厚满苔亦有寒证，舌绛无津亦有痰证，当以脉、证、便、溺参勘。”当舌诊信息与辨证不符时，需要四诊合参。此外，灯下看黄苔，每成白色；白苔啖酸物，能染为黑色，临床时需要注意。
    二是闻诊宜五官并用。王学权认为，“闻”有两种意思，即嗅气味和听声音，具体来说应五官并用，不避臭秽，详加诊察。“凡入病室，五官皆宜并用，问答可辨其口气；有痰须询其臭味；榻前虎子，触鼻可分其寒热；痈疡脓血，审气即知其重轻。余如鼾息、肠鸣、矢气之类，皆当以耳闻者。”
    三是问诊补《十问篇》之不足。王学权结合当时温热病流行的特点，在张景岳《十问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经验。例如，区分眩晕与头重，体肥过食厚味醇酒所致眩晕者，胃中必有痰饮，多以二陈汤加减治疗；头重者则以湿邪为患居多，尚有部分火盛者。王学权强调，不可因尿黄而谓之火，但又不可云无火。泄泻并非皆为虚寒，温热暑疫患者发生泄泻，为邪有去路，不可妄投温补止涩。
    四是强调四诊合参。王学权认为，脉诊列于四诊之末的原因，是脉的名目有限，而病的证候无穷，做不到以脉来概括证，所以临床应以望诊、闻诊、问诊所得的信息审病求证，然后再切脉，看其是否符合其他三诊所得之证。如果脉证合拍，则四诊相合，病理明确；如果有不符，则说明另有他因，需要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虚证治疗有特色
    一是阳伤冷劳易治，阴伤火劳难治。虚劳分为阳伤和阴伤2类。阳伤又可分为烦劳伤阳、冷劳2类。脉大为烦劳伤阳，可用甘温药物以除大热；脉迟为冷劳，可用辛温药物以振残阳。阳气易复、阴液难充，故阳伤冷劳不多见而易治，阴伤火劳则甚多而难治。阴伤虚劳的成因，一为情不遂，怨女旷夫思欲不得，久而病成；一为情太纵，血气未定之时过度房事，致阴损成疾。
    二是肺病治胃，独取阳明。王学权认为，肺热叶焦之痿属于上损，主要表现为色白而毛败，出现皮聚毛落的现象。其治疗遵循“治痿独取阳明”之旨，通过培土生金，达到治疗的目的。王学权形容此证如草木遇到烈日而枝叶痿软，属于热者居多。因此，培土应以滋胃液为首务，断不可用风药及温燥之剂。
    三是明辨消渴，辨治“三消”。王学权认为，消渴之病机为火燔其液、风耗其津；病因为劳证后期阴虚火炽、热极生风，或嗜食膏粱厚味导致积热内蕴。如果患者出现饮不解渴即为上消，多因肺居膈上而金受火刑所致，以渴病为主；出现食不充饥则为中消，多因胃居于中枢而土为火烁所致，以消病为主；出现小便如脂膏则为下消，多因肾处低位而精被火灼所致，以枯病为主，三者统称为“三消”。
    四是经带胎产皆可致劳。王学权认为，女子虚劳多于男子，其原因除了情志因素外，还与月经不调有关。女子在月经未至时，若时有带下，且带下过多，可导致精髓渐竭。当行经之时，如果情志不遂，饮食起居失宜，皆可导致病发。妇女产后调治不当，也是引发痨病的原因。
    五是健忘为虚劳之萌。王学权认为，脑为髓海，元神之府，水足则髓充，元神清湛而强记不忘。若火热炽盛，火炎髓竭，元神渐昏，则未老而健忘，此为劳损的主要表现之一。壮年之人，情志易动，尤当注意调养。药物虽然有补精益髓之功，但是不如修身养性，调情志，节饮食去除病根。
尊古不泥出新知
    一是伤寒与中寒。一些医学家认为，寒邪在表为伤寒，寒邪入里为中寒，伤寒轻而中寒重。王学权认为，伤寒是寒伤于外，邪客于肌表；中寒是其人阳气素虚，无以捍卫，外寒直入脏腑。伤寒与中寒的区别是邪之在表与在里。寒邪伤于表当温散发表以取汗，客于里自当温里回阳以破阴。
    二是湿热与暑病。王学权对湿热相合名为暑之说予以驳斥，认为夏令属火，日光最烈，天时乃热，人感其气，名曰伤暑；湿土分旺四季，而长夏为其主令，土润溽暑。故暑、湿二气最易相合，人受其感，名曰湿热。湿热当清热化湿，治暑当清热解暑。暑、湿二气又最易相合，故治湿须案其有无兼暑，治暑亦要审其有无兼湿。因此，王学权创立了益气养阴为主的治暑名方——清暑益气汤。
    三是疫气。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认为，疫气乃天地之间的一种异气。王学权发现疫病多发生在人群聚集之地，而地广人稀之处少有大疫，认为疫气乃热气、病气、尸气互相交错而成的毒疠之气，并非天地之间的异气。对于治疫之法，王学权总结为清热、解毒、宣气六字，而宣气尤为首务，未有气不宣而热能清、毒能解者。
    四是中西医汇通。王学权肯定西医学的解剖理论，认为“精思研究，不作一影响揣度语，则西士所独也。”他还认为，《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西医著作可补中医学之不足，但也有不足之处，要“信其可信，阙其可疑”。人之记性，舍藏在脑，凡人追忆往事，骤不可得，其手不觉搔脑后，就像从口袋里向外拿东西一样，即便是儿童也是这样。王学权既接受西医学的知识，赞同脑主觉悟动作的观点，又传承中医理论，以水火理论阐释健忘的发病机制，将心和脑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后世心脑共主神明之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重庆堂随笔》反映了王氏四代人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武陟县卫生健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