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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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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事制度
 

□卜俊成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变动剧烈的时期之一。地处中原枢要的河南地区,其政治经济格局随朝代兴替而呈显著波动。在医事制度层面,此期主要承袭两汉旧制,然而因战乱频仍,专门的医药制度未能完整传世,相关规制散见于《三国志》《晋书》《通典》及类书所引佚文之中。
    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朝,建立曹魏政权,定都洛阳,重建中央医政。《通典·职官七》记载:“秦、两汉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魏因之。”这说明,曹魏时期太医令、太医丞未做大的变动,在官职归属上沿袭两汉故事,仍由少府统管。《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秩六百石,掌医药政令,太医丞为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由此可见,东汉末年的太医令虽然为技术官,但是吉本得以联结少府耿纪、司直韦晃起兵反曹,足见太医令在朝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非纯然医技之流。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记载:“辽还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从中可以得知,张辽在雍丘病重,魏文帝曹丕遣侍中刘晔陪同太医前往,虎贲往来传递消息,一路不绝,则说明皇室内廷对太医的差遣调度已形成固定程式,遇有重臣染疾,即按制遣医,事毕复命。这说明曹魏时期,医事制度已初具规模。
    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改国号为晋,仍定都洛阳,史称西晋。《通典·职官七》及《晋书·职官志》记载,晋承魏制,太医令隶属宗正(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后宗正省并,其职归太常;东晋渡江后,省宗正一职,太医令遂改隶门下省。由此可见,晋代太医令的隶属关系较汉代少府之制已有显著变化。在医学教育方面,《唐六典》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此举是我国古代官方医学教育萌芽的重要标志,为后世医学教育制度化积累了初步经验。
    而西晋立国未久,政局即陷入动荡之中。八王之乱后,洛阳残破,继之以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晋书·食货志》记其时情景:“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太医虽然有常设之官,但是值此乱世,朝廷播迁,百官星散,医药政令或存而难行,制度虽在,已无力遍及天下。建兴四年(316年),匈奴族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遂亡。自此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之乱局,政权更迭如弈,中原之地屡经兵燹。直至太延五年(439年),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攻灭北凉,北方始归一统,此后约百年间,战祸稍戢,民得稍息。
    南方则别是一番景象。建武元年(317年),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于建康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太医令一职,因宗正省罢,遂改隶门下省,此即《通典·职官七》所云“过江省宗正,而属门下省”者,下设太医、殿中太医等。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建宋,其后齐、梁、陈相继而起,与北朝魏室南北对峙,史称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借鉴汉晋旧制并加以创新。北魏太医令复隶太常,掌天下医药政令,而门下省又置尚药监与侍御师(即御医),专司御用药饵,太常掌外朝医药,门下掌内廷供奉,各有所司。同时,北魏在医学上还设有侍御师、尚药典御、中尚药典御和司药丞等职。《魏书·官氏志》记载,在太和中期所定的官品中,尚药监为第五品下,太医博士为从七品下,太医助教为第九品中。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的设置,为后续隋唐官方医学教育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魏时期,还强调对社会广泛实施医学教育。《魏书·世宗纪》记载,永平三年(510年),诏曰:“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此诏不仅要求太医署分师治疗、考核赏罚,更命征集医工整理经方精要,颁行天下郡县,使基层民众亦得晓救患之术,实为北魏医学教育向民间推广之重要举措。
    北魏时期,对于人民的医药救助似较前代广泛而普遍。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又令将司州、洛阳两地贫穷无依靠且患疾病的老人别坊居住,备有药物,并由医师4人进行治疗。永平元年(508年)诏令太常设馆,使京畿内外有疾病的人都住在里面,严敕太医署派遣医师治疗,考核其治疗成绩并加以赏罚。这明确规定了对医师的考核要按照其治疗情况,从而减少了随意性。据《魏书·世宗纪》记载,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而至于将官在军中患病,则多派遣太医令或太医前往治疗。据《魏书》记载,裴骏患病,世宗遣太医令驰驿就视,并赐御药。
    天保元年(550年),高洋建立北齐,定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彼时,北齐邺都京畿地跨冀豫两省,今河南安阳地处邺都南郊王畿腹地,隶属北齐核心统治区域。境内佛教遗迹甚多,其中灵泉寺石窟始凿于东魏,至北齐时臻于鼎盛,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小南海石窟则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三座石窟内镌刻有丰富的佛经与造像,窟门上方所存北齐刻经题记,书法风格介于隶楷之间,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北周建德六年(577年),武帝宇文邕东征,克邺城,北齐亡,安阳地随邺城并入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权臣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为彻底消灭北齐残余势力,下令将邺城居民南迁至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并将邺城宫室付之一炬。此番大规模人口迁徙,客观上使安阳在政治与文化上承接了邺城之“衣钵”,为隋唐时期相州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在医事制度方面,北齐承袭北魏旧制而略有损益。《册府元龟》记载,北齐门下省统尚药局,置典御2人、侍御师4人、尚药监4人,总掌御药事务。《北史·艺术传》亦记载,齐大宁二年(562年),徐之才之弟徐之范为尚药典御,又有尚药典御邓宣文,足见北齐尚药之职实际运作有征。此外,长秋寺下设奚官署,置令、丞,并设有暴室局丞,负责宫内杂役及妇人医疗相关事务。东宫医药则隶属门下坊药藏局,据《隋书·百官志中》记载,设监(正六品下)、丞(正八品下)各2人,侍医(正七品下)4人。由上可见,北齐医药管理已形成明确分工,职官体系趋于完备。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地区医事制度虽然因战乱频仍而屡遭中断,但是每经政权更迭,多能于中原腹地得以重建与延续。这为隋唐时期太医署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亦使河南作为全国医政中心的历史地位得以巩固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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