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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养生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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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在京城洛阳，以大将军曹爽为首的集团与以太傅司马懿为首的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士人，或避祸自保，或疏离政治，常聚于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修武县一带），饮酒清谈，游于竹林，后世因此称他们为“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士人崇尚养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向秀等人更将养生作为焦点问题加以论述。例如，嵇康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等文中，主张形神相亲、导养得理；向秀作《难养生论》与之诘难；阮籍在《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文中，亦从老庄自然之道阐发养生思想。这些著述与清谈，为中医养生思想史写下了重要一页。
嵇康（224年~263年），字叔夜，三国曹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嵇康娶曹魏宗室女长乐亭主为妻，以宗室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司马氏专权后，嵇康隐居山阳，不仕司马氏，后拒绝山涛荐举，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吕安案牵连，钟会进谗，司马昭下令将其处死，时年40岁。嵇康曾寓居山阳多年。《晋书·王戎传》记载王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后世视其为“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精神领袖之一。
嵇康养生理论的出发点，可以概括为本出自然、和于自然，首先肯定养生可行。针对时人及向秀“难养生”之论，他在《养生论》中归因于六碍：“滋味煎其府藏（腑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世人“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违背物性，故长生难见。他援引《庄子·齐物论》，认为客观事物（包括人的才、神、性）皆以“自然相待”的元气、五行为物质基础，“不假人以为用”，是阴阳两气矛盾运动的结果；只要合于天道、“导养得理”，便可“以尽性命”。在承认自然禀赋差异的同时，肯定人为导养的作用，具有突破天命论的意义。
嵇康又由物性推及人命，指出“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物性与人命相通，辅养长生被视为有规律可循。其举例如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薰辛害目、豚鱼不养、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等，说明“食之气”可蒸性染身；《答难养生论》更以橘渡江为枳、易土而变，及神仙方术传说赤斧、涓子、赤松、务光、邛疏、方回、昌容等服食导引之事，强调纳食易性，为人们养生指出了操作路径。
在形神关系上，嵇康提出“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既纠老庄偏重精神之偏，又主张形神相亲并重。他重视养形，主张“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但养形终归“纳所食之气，还质易性”，与养神交互为用；所谓“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表明养神对养生有支配作用，而此作用仍以“神须形以存”为基础。若“琼糇既储，六气并御”，又能含光内观、凝神复朴、栖心玄冥、含气大溪，则可却老延年。由养形以求养神，以养神为宗，体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较老庄更进一步，也丰富了中医养生思想的内涵。
向秀（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人。向秀雅好老庄之学，与嵇康、吕安相善，曾与嵇康锻铁、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嵇康被杀前未出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处死后，向秀以本郡计吏身份入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司马昭问其“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答以巢父、许由为狷介之士，未达尧心，不足多慕。此后向秀入仕，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官至散骑常侍，卒于位。
向秀著有《难养生论》，多保存在嵇康《答难养生论》所引“难曰”之中。向秀首先承认，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这些确属人力可修的养生之事；但是他明确反对嵇康“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的极端主张。他说：“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人之所修也。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在向秀看来，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是有生之最灵者，异于草木而能自营，殊于鸟兽而能自通；若一概绝而勿用，则与草木何异？五谷为食、五味为养，本是养身之资，只宜以礼节之，不可尽去。因此，他主张的是顺性节欲，而非绝欲苦行。
向秀进一步指出，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都是“自然之理”，关键在于“节之以礼”。若五色虽陈而目不敢视，五味虽存而口不得尝，心知可欲却强抑不从，则“性气困于防闲，情志郁而不通”，这便不能称为“养之以和”。他认为，养生若违背人的自然情志，使人长期处于压抑郁结之中，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因此，向秀虽然并不否认节制，但是反对以礼法或道术强行禁绝自然欲望。在他看来，养生应使情志通畅、节而不绝，才符合“和”的原则。
针对嵇康“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之说，向秀反驳道：若真能如此，应当有得者，但“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故其说不过是“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他又说，纵有耆寿老人，也只是“特受一气”，如松柏之寿，并非导养所致。若性命长短可由人力巧拙决定，那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穷理尽性，理应享遐期，然而上者百年，下者七十，岂能说他们疏于导养？可见“天命有限，非物所加”。向秀并非全盘否定养生，而是认为导养只能尽性适情、辅助延年，不能以绝欲苦行强求无限长生。嵇康后作《答难养生论》，正是针对这些诘难而发。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早年太尉蒋济征召阮籍做官，阮籍后来称病回家；曹爽请阮籍当参军，阮籍也推病不去。司马氏掌权后，阮籍做过从事中郎、散骑常侍，又主动请求当步兵校尉，所以人称“阮步兵”。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没有像嵇康、向秀那样的养生专论，其相关思想散见于《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咏怀诗》等作品中。阮籍在《达庄论》中发挥庄子齐物、自然之义，认为天地万物皆出于自然，人亦禀自然而生。因此，从养生角度看，不应以礼法名教强行压抑本性，也不应逐名逐利而戕害真性。他主张“循自然、任性命，齐是非、一生死”，使形神不为外物所累。这种养生观偏重“全性保真”，即保全自然生命与精神本真，而不是追求服食导引的方术长生。与其说它在讲如何延年，不如说它在讲如何不被世俗礼法和名利欲望扭曲生命。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大人先生”与道同体、天地并生，超脱世俗礼法与荣辱祸福。阮籍借“大人先生”批判礼法君子拘守规矩、追名逐利，如虱处裤中，自以为安，实则困于小智而伤生。其养生观由此强调精神解放：不以外物累心，不以生死动神，逍遥浮世，与道合一。这实际是一种重精神自由的养生思想，与嵇康“形神相亲”的系统养生论有相通处，但阮籍更偏于精神超越，而非具体的服食养形之术。
阮籍的《咏怀诗》多写人生短促、祸福无常、世路险恶，充满“忧生之嗟”。在养生方面，阮籍并未提出系统的服食导引方案，而是通过酣饮、隐逸、游仙、玄思等方式排遣生命焦虑。饮酒既是避祸手段，也是暂时忘忧、保全性命的方式；游仙与玄思，则寄托超越生死、与道逍遥的愿望。因此，其诗中养生观带有明显的现实避祸与精神慰藉色彩，可视为魏晋士人养生问题在诗文中的另一种表达。
综观山阳竹林养生之辩，嵇康重形神相亲、导养得理，向秀主张顺性节欲、质疑绝欲长生，阮籍则借老庄寄托全性保真、精神逍遥。三者主张不同，却共同反映了魏晋士人在乱世中安顿身心的努力，也丰富了古代养生思想关于形神、自然与人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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