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俊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思想，在后世编纂的儒家经典中亦有反映，例如成书于西汉的《礼记》（即《小戴礼记》）。该书由西汉经学家戴圣纂辑而成。戴圣的祖籍为西汉梁国甾县（今河南省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其祖籍或家族世居地还有‌魏郡斥丘（今河北省成安县）‌之说。戴圣和其叔父、西汉礼学家戴德都师从于西汉经学宗师后苍，二人合称为“大小戴”。
戴德曾选辑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等的论述，编成包括85篇内容的《大戴礼记》，戴圣则编撰成包括49篇内容的《小戴礼记》。《大戴礼记》亡佚过半，已非完帙；《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在礼类经典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人们通常所说的《礼记》，即为《小戴礼记》。自东汉郑玄作注以来，《礼记》的地位逐渐提升，至唐代被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礼记》《仪礼》《周礼》）之首。《礼记》以儒家礼论为主，内容涵盖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等。其中，还有一些关于医学的论述，至今影响深远。
《礼记·曲礼上》开篇即言：“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语精要地概括了先秦时期对医学传承的重视。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阐明：“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良医需要博览群书，通晓医学典籍。这种对医学专业性的强调，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基本诉求。
《礼记》将“礼”视为维系身心健康的根本保障。《礼记·礼运》明确提出：“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认为人作为自然精华的凝聚，必须遵循天地阴阳的规律，符合天人合一的观念。《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把健康与社会秩序相联系，体现了早期中医的“整体观”。“达于其患”不仅指对灾害的洞察，而且还有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认知。而其所列举的“喜、怒、哀、惧、爱、恶、欲”7种情绪，直接关联情志与健康，是中医“内伤七情”致病理论的基础。针对疾病的应对，《礼记·曲礼上》提出“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体现了古人通过对疾病期间行为的节制来促进患者康复的观念。
《礼记》中的饮食规范同样包含丰富的预防医学思想。《礼记·内则》详细记载了各类食物的烹制与搭配原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饮酒：清、白。”这种系统的食物分类与烹饪规范，表明古人通过控制饮食来调理身体，维持身心健康。《礼记·月令》依四时变化规定相应饮食，如“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孟夏之月，食菽与鸡”“孟秋之月，食麻与犬”“孟冬之月，食黍与彘”，强调人体的饮食内容要与自然节律同步协调。
《礼记》还将日常行为规范视为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礼记·玉藻》篇载：“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东首而寝符合地球磁场方向说，遇异常天气则起坐戒备，则为预防外邪侵袭的防护措施。《礼记·曲礼上》认为，过度损耗感官会导致心神耗散，从而影响健康，这与中医“七情致病”理论相通。《礼记·内则》对沐浴“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靧；足垢，燂汤请洗”的规定，表明当时人们通过定时清洁来预防疾病。
在情绪管理方面，《礼记·曲礼上》强调“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认为情志失调为致病因素，这与《黄帝内经》“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情志致病理论一致。《礼记·乐记》则从音乐角度论述身心调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认为雅乐能调和性情，促进气血平和。这种“乐疗”思想在《黄帝内经》中发展为“五音疗疾”理论。
总之，《礼记》中关于医学的论述虽然散见于礼制规范中，不成体系，但是包含丰富的疾病诊治和日常养生理念，如强调人们在天人合一的背景下，通过顺应四时、节制欲望、规范行为来调和阴阳，维持身心平衡等观点，对当今人们防治疾病和日常养生都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