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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医典籍看东汉中医药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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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目录导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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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非医典籍看东汉中医药发展概况
 

□卜俊成

   东汉定都洛阳后,中原大地即成了汉代礼制、经学、文学和中医药学等学科迅速发展的核心区域。当时的医学专著,除了《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纷纷问世之外,同时期的文史、经学、民俗、道教文献等非医典籍也真实记录了医疗制度、理论思想、养生习俗、疫病防治等中医药知识。深入挖掘和梳理这些非医典籍中的涉医文献,对于研究秦汉时期中医药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后汉书·礼仪志》系统记载了东汉洛阳宫廷典制,是研究汉代官方医疗制度的重要文献。例如,书中详细记录了皇帝患病后的诊疗流程:“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由此可知,当皇帝生病时,太医令和太医丞带领医生入宫,随即进献对症的药物。负责尝药的官员、近臣、中常侍、小黄门(宦官)等人都先尝药,方剂中的每味药都配置12份以上,供事先尝药的官员服用。这说明,东汉时宫廷设置有太医令、太医丞等专职医官,形成了规范的诊疗流程与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官方医疗体系趋于完备。
    同时,《后汉书·律历志》引用东汉末年儒学学者、经学家郑玄对《易纬》的注释,记述了二十四节气变化与人体疾病发生的关系,推动了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郑玄早年曾在洛阳太学求学,其注释道:“冬至,晷长一丈三尺。当至不至,则旱,多温病;未当至而至,则多病暴逆心痛,应在夏至。小寒,晷长一丈二尺四分。当至不至,先小旱,后小水,丈夫多病喉痹;未当至而至,多病身热,来年麻不为耳……”也就是说,郑玄认为,冬至时,日影长度为“一丈三尺”。如果冬至节气应当到来而气候没有按时变化,那么就会发生旱灾,并且多出现温热病;如果节气未到而气候提前变化,那么人们多患暴逆心痛病,这种异常会在夏至节气应验。小寒时,日影长度为“一丈二尺四分”。如果小寒节气应当到来而气候没有按时变化,那么先有小旱,后有小水灾,成年男子多患咽喉肿痛;如果小寒节气未到而气候提前发生变化,那么人们多患身体发热的病,来年的麻类作物不会结籽实,寓意农作物收成很差。
    除官方制度与仪式外,东汉刘熙所著《释名·释疾病》从语言训诂角度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具体疾病的认知。其云:“疹,诊也,有结气可得诊见也”“盲,茫也,茫茫无所视也”“疟,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热耳,而此疾先寒后热,两疾之似酷虐者也。”其对“疹”“盲”,以及疟疾“先寒后热”症状的精准描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通过典型症状精准地区分不同类别的疾病。
    南阳籍学者张衡曾入洛阳太学学习,其在代表作《东京赋》中也有一些涉医记载。例如,“温液汤泉,黑丹石缁”,反映了汉代利用温泉与矿物药疗疾的外治与内服知识;“命膳夫以大飨,饔饩浃乎家陪”,体现了饮食管理与食养思想;“涤濯静嘉,礼仪孔明”,强调了清洁卫生对防疫的重要性;“祈禠禳灾”,展示了官方通过仪式禳除疫病的公共卫生实践;“遵节俭,尚素朴,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则与中医精神养生、节欲保精的原则完全一致。
    东汉中后期巫风盛行,民间普遍信奉“鬼神致病”之说,正统医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思想家王充(曾经到洛阳太学学习,师从班彪)撰写著作《论衡》,对这一错误观念进行了有力驳斥。王充在书中直言:“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并进一步阐明:“人之疾病,稀有不由风湿与饮食”“血脉不调,人生疾病。”同时,他认为疾病的发展是正气和病邪斗争的过程,提出“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的观点;还认为正邪斗争出现的疼痛是疾病斗争的反应,不是人能指使的,提出“腹中有寒,腹中疼痛,人不使也,气自为之”等观点,有力批判了“鬼神致病”的谬论,成为东汉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相较于官方典籍侧重制度、理论与伦理,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学者应劭所著的《风俗通》(又名《风俗通义》),则真实记录了中原民间的医药实践、防疫习俗。据书中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每年农历八月初一,百姓用露水调和朱砂点染孩童肌肤,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天灸”,依靠物理刺激预防时疫、健体安神。《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线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这说明,早在东汉时期,端午节就已形成通过佩戴五彩丝等风俗来辟兵驱鬼、预防瘟疫的民间习俗。
    东汉末年,方士于吉编写的《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问世,不仅成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著作,还记载了大量的中医药知识。该书重视阴阳学说,认为两者相互依存,指出:“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阳也,居阴中;阴也,处阳中也。”于吉启发医者在治疗疾病时,要调和阴阳,使二者相生相养、互济互用,不可偏废。
    《太平经》还对针灸治疗认识深刻,指出:“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脏。衰盛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这强调医者在施灸针刺之时,需要根据节气的不同和患者机体的差异、正气的盛衰等,结合经脉的病理变化,精准调治,方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总之,《后汉书》《释名》《论衡》《风俗通》《太平经》等非医典籍,从医疗制度、阴阳理论、社会民俗等方面,如实记载了医学专著之外的鲜活史料。这些记载,为我们深刻了解东汉时期中医药从宫廷到民间、从理论到习俗的全貌,以及为理解中原地区中医药史,乃至整个秦汉医学史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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