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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脉初萌：河南先民的早期医药卫生保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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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在河南地区，原始社会的终结以仰韶文化晚期黄帝在河南新郑一带建立“有熊国”为标志。此后，河南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对应“五帝”时代，即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100年。在这一时空范围内，传说中黄帝族的后裔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物有相关活动记载，与考古发现基本吻合。
这个时期，河南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政权，私有制比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君王和奴隶主是社会上最大的财产占有者；统治者实行宗教改革，借神力助政；开始设置了官职及相关机构；制定刑律和礼仪；还经常对不臣服的方国进行征讨等，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控制轨道，社会生产力比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中国早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中医药与卫生保健的起源提供了条件。
饮食与健康的紧密关联，在龙山文化时期因制陶技术的进步得到了深刻体现。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以罐、鼎、釜为炊具，将粟、稻米、黍、高粱等粮食放入其中，加水熬粥或蒸饭；用陶碗、陶钵、陶盆、陶豆、陶盘盛放食物；以陶壶、陶盉储存水；用陶杯饮水或酒；借助小口尖底瓶、小口罐和瓮到河边汲水，用于做饭或饮用等。
这些陶器的广泛使用，在饮食卫生层面实现了显著飞跃。炊具（如鼎、釜等）的密闭性烧制工艺，能让粮食在沸水中充分熟透，不仅提升了口感，还通过高温杀灭了谷物中潜藏的虫卵与病菌，减少了因摄入生食或半熟食物引发的肠胃疾病。而陶碗、陶钵等盛食器的光滑内壁，相较于此前的粗制石器或木竹器，更易清洗残留的食物残渣，降低了霉菌滋生的概率。盛水的陶壶、陶盉大多为窄口设计，能有效隔绝灰尘与昆虫落入水中，配合小口尖底瓶汲水时的精准控制，避免在取水过程中混入泥水。这种对水源洁净度的重视，直接减少了因饮用受污染水导致的传染病风险。
与此同时，家禽饲养业的发展、水井和酿酒业的出现，也为先民的卫生保健筑牢了根基。当时的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羊等，其中猪的饲养量最大。这些家畜提供了大量的肉类食物，为人们日常营养供给提供了重要支撑，丰富了食物种类，有助于增强体质，为健康奠定了营养基础。而水井的出现，则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饮用水卫生水平。例如，在河南汤阴北营发现的一口深达11米、用46层木棍构成井字形护壁的水井，既表明当时人们已具备很高的掘井技术，也说明水井得到了经常使用。这种3.8米×3.6米见方的大型木构水井，是我国同期较为先进的水井，它能为人们提供更为洁净、稳定的水源，降低了因水源污染引发疾病的风险，从饮水源头守护着先民的健康。
酒不仅是当时人们日常饮用的饮品，还是中药体系中重要的剂型之一，正如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所言：“酒是百药之长。”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便出现了酒器，到晚期酒器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与当时人们发明用粮食酿酒的方法密切相关。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对预防疾病、保障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纺织业的发展，也在人们的衣着方面带来了改变，进而对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上古时期，因为人们冬日的衣物都用兽皮制作，所以有“冬日麂裘”的说法，兽皮虽然能保暖，但是可能较为厚重粗糙，并且清洁打理不易。到了尧舜时期，纺织以麻纤维为主要原料。而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经常有陶纺轮和骨针出土，这些都是纺织和缝制衣物的重要工具。
此时的骨针形制和仰韶时期的骨针没有明显的差别，有细长和较短粗两种，针孔分为圆孔和椭圆形。显然，当时人们是依靠骨针将麻布缝合起来制作成衣服的。麻布相较于兽皮，质地更为轻薄透气，也更容易清洗，能减少因为衣物不洁或闷热引发皮肤不适等问题，让人们在穿着上更舒适，从衣着层面为保障先民的健康增添了助力。
居住条件与健康亦息息相关，其演变对预防疾病意义重大。从早期来看，河南南召猿人和安阳小南海的新人居住在山洞中，环境较为简陋。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人们走出山区，来到丘陵和平原定居，出现了半地穴房屋基址。进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时期，住房形式进一步发展，虽然仍有半地穴圆形建筑，但是多数已变为地面长方形建筑。
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改进，居住条件持续为维护健康提供保障。比如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早期的房子，在墙基处挖掘沟槽埋设柱子，部分柱洞底部垫有陶片、卵石或基石，这样既能加固柱子，又能起到防潮作用，从而减少因潮湿引发的疾病；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墙体和地面经过放火烧烤后变得坚硬平整，显著提升了居住环境质量。这类房屋在中原新石器时代的房屋中建筑质量上乘，为先民提供了更利于健康的居住空间，有效预防疾病。此外，部分聚落遗址布局规整，有专门的墓葬区、垃圾坑和排水沟，表明先民已注意到居住环境的清洁与疾病预防的关联，通过分离生活区域与污染物，减少病菌滋生。
在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已具备一定的原始医疗实践能力，能够借助中药、砭石等处理简单的疾病。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刀表面提取到了山药、薏苡仁等植物淀粉粒，暗示这些植物可能已被用于药用相关的加工；在新郑裴李岗、沙窝李，新密莪沟北岗、长葛石固等遗址发现有栽培穿心莲等炭化植物遗存，进一步说明先民已开始利用特定植物进行疾病防治，中药的应用在这一时期已具雏形。
同时，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南淅川下王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砭石（现藏于陕西医史博物馆），长7厘米、宽3厘米，尖端锋利且两侧有刃，在当时可用于放血、刺破痈肿及清除腐肉等医疗操作，直观展现了先民利用实物干预疾病的实践。此外，受限于认知水平，先民对生老病死等生理现象缺乏科学认知，治病时常会依赖巫术，巫医这一角色也由此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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