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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宫廷医生的分工与职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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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纣王的主力部队。战后，他随即分兵四路，清剿各地残余殷军及亲附殷商的诸侯国势力，很快便掌控了殷商的全部疆域。同年四月，周武王凯旋，返回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并在此正式确立周政权，这一政权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周”。为加强统治，西周实行分封制，即“分国土建诸侯”，这也为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和强权称霸埋下了伏笔。
西周镐京距离东方殷商旧地有千里之远，为了加强统治，周武王听从大臣建议，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都故地，让其管治殷商遗民，同时设立“三监”。“三监”中管叔、蔡叔二人的封地，即分别在今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和上蔡县。周武王去世后，因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管叔等人对此不满，武庚趁机发动叛乱，周公便奉命东征。荡涤叛乱后，周公尊重武王遗愿，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营建都城，不仅将部分王室贵族迁居于此，还驻屯重兵。因此，周人又把洛邑称为“成周”或“东都”，来和成为“宗周”的镐京呼应。
西周时期，河南地区不仅有一些前朝方国继续存在，还有大批受周王册封而新建立的诸侯国，星罗棋布地分布于各地。比如，豫北的卫国、邶国、鄘国、滑国、共国、凡国、胙国、邘国、盟国、向国、温国、樊国、原国、苏国、单国等，豫东的宋国、蔡国、杞国、戴国、厉国、陈国等，豫中的管国、祭国、东虢、密国、华国、康国、许国、鄢国、畴国、应国、不羹、胡国、房国等，豫西的北虢、焦国、毛国等，豫南的曾国、申国、吕国、鄂国、沈国、江国、息国、蒋国、蓼国、黄国、邓国等。这些诸侯国和方国，国土面积大多很小。由于国小力弱，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沦为大国的附庸。
到了西周时期，周王朝及一些诸侯国和方国宫廷已经出现了相对分工明确的医事制度。其实，早在商代，就有管理疾病的小臣，如甲骨文卜辞中的“小疒臣”，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解释为“小疾臣”之合文，认为此类官职既能医治疾病，又要从事医疗管理工作，是我国迄今所记载的最早的医官。周代的医事制度，正是在商代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国家机构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类，每一类都设有职掌性质相近任务的数十个大小官员。在天官一类中，共有62种官职，医官系统便编制于此。从《周礼》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西周在商代医事启蒙的基础上，已形成并建立了相当进步的医事制度，且出现了明确的医学分科。其中，《周礼·天官冢宰·叙官》记载，宫廷设置“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这里的“医师”是医官系统的管理者，统管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具体执行医疗任务的分科医官，构成了周代宫廷医事体系的核心框架。
食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食医，中士三人。”食医的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宫廷内专职的营养医生，核心职能是依据医学原则搭配帝王膳食，比如遵循“春食凉、夏食寒、秋食温、冬食热”的调理逻辑，通过饮食保障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具有鲜明的医疗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廷职官中，除食医外，《周礼·天官冢宰》还设有“膳夫”，其编制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在金文中也多见于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周礼·天官冢宰》记载：“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膳夫虽然与食医同涉王室饮食，但是为“食官之长”，核心职责是掌管膳食的制备、供应，以及祭祀宴享时的膳食安排，侧重行政事务，无医疗职能。
疾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中士八人。”疾医的主要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针对“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的四时疠疾，疾医会“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从职能来看，疾医相当于后世的内科医生，且其服务范围不仅限于王室贵族，还会为百姓治病。这一记载既体现了西周时期医学应用的普及，也反映出“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重民思想在官医诊疗体系中得到了体现。
疡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疡医，下士八人。”疡医的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并明确“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谷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疡医相当于后世的外科医生，专门负责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属兵器造成的创伤及骨折等病证。在宫廷医官中，疡医的级别为下士，地位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疡医日常接触的多为腥臭脓疡之疾、易被轻视有关。
兽医。《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兽医，下士四人。”兽医的主要职责是“掌疗兽疡”，即专门治疗家畜的疾病或疮疡，并根据家畜的病情差异采取不同的施治方案。在周代宫廷医官体系中，兽医的级别与疡医同为下士，低于食医（中士）和疾医（中士），这与当时家畜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定位及兽医诊疗的专业化程度密切相关。
周代宫廷医学的分科制度，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的重大进步。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明确分工，不仅有利于医官专精一科、深化对特定病证的研究与诊疗，还构建了我国古代专科医学的早期框架，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周礼》中记载的这一医官制度，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关于专科医学的系统文献记录，对秦汉以后医政制度的完善，如汉代的太医令、唐代的太医署分科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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