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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丞郭玉洛阳施针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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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俊成
东汉时期，洛阳作为都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社会贤达纷纷汇聚于此谋求发展。自光武帝刘秀中兴定都后，洛阳便迎来更为繁盛的时代，洛阳城的南宫与北宫巍峨相望，太学书声琅琅，市肆人流如织，西域商旅与南越贡使络绎不绝，经学、天文、书法、医术等英才在此交汇激荡。在医学领域，针灸名家郭玉深得汉和帝刘肇信赖，曾任太医丞，在宫中以银针为皇亲国戚治疗疾病，直至终老，其“妙手遗风”被后世传为佳话。
郭玉，字通直（出自《华阳国志》），东汉广汉郡雒（今四川省广汉市）人。《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郭玉在汉和帝时在洛阳“为太医丞，多有效应”。郭玉的高超医术并非来自家传，而是得自两位隐于民间的奇士——涪翁与程高。涪翁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一位神秘医者，常垂钓于涪水（今四川省涪江）之滨。他避开乱世，不求闻达，专心探究人体经络、脉诊与针灸的奥义，医术高明，虽然靠乞讨为生，但是医德高尚，常常“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撰有《针经》《诊脉法》。
涪翁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给同乡程高。程高继承了老师的隐逸之风，同样默默修行，不入公门。直到遇见年轻的郭玉，程高看出此人心性沉稳、天资过人，才将涪翁一脉的针术与脉法倾囊相授。郭玉跟随程高学会了“方诊六徴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同时掌握了重视“虚实之辨”的医道精髓，即在施针之前，先通过精细的脉诊判断病在何经、属虚或属实，然后决定补泻手法。这为日后郭玉在洛阳展现出的超凡诊断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成之后，郭玉并不满足于乡间行医。他听闻洛阳太学中汇集了天下典籍，常有名医出入宫廷；更重要的是，汉光武帝、明帝以来朝廷重视医术，太医署中不乏高手。于是，他背上行囊，沿着金牛道出蜀，经汉中、过武关，一路跋涉数千里，最终进入洛阳城。
郭玉初到洛阳时，名声并不显赫，只是在普通医馆悬壶济世。然而，东汉时期的洛阳社会流动性强，只要确有才学，便有机会被举荐。当时的皇帝是汉和帝刘肇（公元88年4月~106年2月在位），他9岁登基，由窦太后临朝，后来在宦官郑众等人协助下铲除了窦氏外戚，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汉和帝自幼体弱多病，对医学格外关注，曾多次下诏征集各地医术高超之士。当他听说郭玉针术神奇、脉法精绝时，便下令征召他入宫面试。
为了亲眼验证郭玉的医术水平，汉和帝就令宫中一位手腕秀美、皮肤细腻的男子，与一名宫女混坐于帷帐之后，让郭玉只凭切脉来“问所疾苦”，辨别所诊之人的身份。郭玉却不慌不忙，依次诊视，片刻后从容答道：“左者为男，右者为女。”揭帷一看，分毫不差。汉和帝“叹息称善”，赞叹不已。
在洛阳宫中诊治疾病时，郭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所谓“厮养”，是指当时供人驱使的仆役、马夫、厨工等下层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太医丞的地位虽然不算显赫，但是也绝非贱役者所能轻易接近。然而，郭玉却主动为他们诊治疾病，而且从不敷衍。不过，郭玉当时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医疗贵人，时或不愈”，也就是说同样是疑难杂症，他给贫苦百姓诊治疾病时，往往一针见效，三五日痊愈；可一旦给王公贵戚甚至皇族看病，疗程却总是拖得更长，甚至有时效果反而不如给普通人医治时那么理想。起初，郭玉以为是贵人们的病情更重，但是反复比较后发现并非如此。
汉和帝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便招来郭玉，当面询问。郭玉回答道：“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也就是说，在郭玉看来，所谓医，就是用心去体察和思考。人的皮肤纹理十分精微，必须随着气血的运行来巧妙施治，在用针和砭石的时候，哪怕只有毫发般的差错也会导致失误。精神专注在医者的内心与手指之间，其中的道理可以理解，却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这反映出郭玉对医术的敬畏之心与严谨态度。
紧接着，郭玉在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也就是说，在郭玉看来，那些权贵处在尊贵的高位上俯视他，他怀着畏惧的心情来侍奉他们。给他们治疗有4个难处：他们自己固执己见，不肯信任我，这是第一难；平时不谨慎保养身体，这是第二难；筋骨不够强健，这是第三难；喜好安逸、厌恶劳动，这是第四难。针刺有深浅的分寸，操作时还可能发生破皮漏气等意外，再加上郭玉内心的恐惧及过分谨慎的心态，他的心思尚且不能完全用在治疗上，又怎么能把病治好呢？汉和帝听后，非常认同郭玉的论述。后来，指贪图安逸，厌恶劳动的成语“好逸恶劳”，以及中医典故“贵人难医”，皆源自郭玉论述的这段话。
郭玉的医术和医德得到了朝野的认可和好评。他在洛阳“年老卒于官”，一直服务于宫廷，直至生命尽头。后世医学家在评论东汉针灸时，常将郭玉与涪翁、程高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代表了当时针脉结合的最高水平。令人遗憾的是，涪翁所著《针经》《诊脉法》已亡佚，郭玉本人的著作也未能流传下来。今天，我们只能在《后汉书》的字里行间，以及后世《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典籍中，隐约窥见其学术思想的影子。然而，正是这种失传，反而更增添了这位针灸大师的神秘与传奇色彩——千百年来，郭玉的名字在巴蜀与中原之间被传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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